每一次生病，都是对身体的巨大消耗，必须要在修养调整半个月才能恢复过来。然而，在缠绵病榻之际，瑞典作家伊娅·根伯格却有了神奇一刻，身体的高热带给她全新的感知：“发着烧阅读有一种撞大运的感觉：书里的内容或直接溶解，或渗透至不断升高的体温导致自然开裂的隙缝之中。”

  体温不断升高，世界直接溶解，高热牵动大脑的某条神经，沿脊椎而下，经过肿痛的喉咙，进入充斥着回忆的空间。由此为契机，在对回忆的追溯中，诞生了小说《唯余细节》。

  根伯格是一个晚熟的作家，直到2012年才出版第一部小说，那时她45岁。关于根伯格自己，更是一个逆时钟的故事——为实现最渴望的自我，她需要先摸索世界，要学会耐心。

  在虚构中融入真实的生活、回忆的血肉，剥离出过去的自我，重塑成小说的主角，这是根伯格在《唯余细节》中做出的尝试。得益于此，小说中描写的一切读来是如此真实，虚构与真实之间那堵原本密不透风的墙仿佛被高烧溶解，化成了轻飘飘的泡沫，轻轻一戳就消失了。或许是这份真实的鲜活让它拥有了独特的魅力。人的聚散离合，是根伯格在《唯余细节》中探讨的主题。然而每一段关系的开始与结束，却又是她最不在意的，她只描述相处的细节。对她而言，这就是一切的真实，是关系的本质，更是我们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下，能够拥有的确切。

  当时间的潮水褪去，唯余生活的细节四下散落。若我们细心捡拾便会发现，我们所拥有的其实很多。

  病毒在我体内蛰伏了几天后，我发起高烧，随即涌起一股迫切的冲动：重温那本小说。直到窝在床上，翻开书的那一瞬间，我才恍然明白原因。扉页上是几行蓝色圆珠笔的题词，字迹无可挑剔：

  那次是因为疟疾。那是在发病之前的几周，我在塞伦盖蒂边上露营时被一只东非蚊子传染上的，一回到家我就病倒了。我住进了胡迪克斯瓦尔医院，检查结果没一项达标，着实让所有人费解；最后好不容易确定了病因，医生们排着队过来参观我这个正被异域病痛折磨的女人。一团火在我的额上熊熊燃烧，住院的那段日子，每天早上天蒙蒙亮，我就会被自己沉重的呼吸声吵醒，随之而来的是前所未有的头痛。东非之行一结束，我本该直接赶往海尔辛兰，探望弥留之际的祖父，结果自己却先病倒了，差点丢了性命。我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星期。当约翰娜送来这本小说时，我整个人正蜷缩在我们位于海格斯滕的公寓卧室里。在此之前，他们先派了救护车送我去乌普萨拉做了肝脏活检。检查结果我已经记不清了。关于那个夏天的回忆很模糊，但我永远都不可能忘记我们的公寓，那本书，还有她。在高烧和头痛之中，小说渐渐消失，与它们融为一体，而在这团混沌深处，隐藏着通往当下的线索—— 一条被高热和恐惧所激发出的情感脉络，在这个午后驱使着我去书架上找到那本特定的小说。无情的高烧和头痛，脑中浮现的纷杂念头，汹涌而来的痛苦和折磨—我从过去的经验中认出熟悉的场景，床边地板上放着几盒聊以安慰的止痛药，几瓶根本没办法解渴的气泡水。只要一闭上眼睛，画面就开始滚动播放：干旱沙漠中的马蹄，充斥着无声幽灵的潮湿地下室，没有形状、失去边界的身体，冲我尖叫的元音字母——我童年时代起的全部噩梦，只不过现在多了死亡的泡沫和疾病掌控下的毁灭。

  文学是我和约翰娜最喜爱的游戏：从作者、主题、时代、地区和代表作，到古代、现当代和很多类型的作品，我们开阔了彼此的眼界。虽然品味相似，但我们在看法上存在相当多的分歧，对话因为这样变得格外有趣。对一些作品，我们意见相左（欧茨、布考斯基）；对一些作品，我们不为所动（戈迪默、奇幻小说）；还有些作品，我们都爱不释手（克拉斯 · 奥斯特格伦、埃温特 · 约翰逊的“克里隆三部曲”、莱辛）。我能够准确的通过她的阅读速度判断出她对书的整体感觉。如果她读得飞快（昆德拉、所有的犯罪小说），说明她已经无聊至极，急着收尾；如果她读得奇慢（《铁皮鼓》、所有的科幻小说），说明她同样无聊至极，但仍勉强自己看下去。只要打开一本书，她就一定要读完，她将此视作义务，和修完课程、写完论文、做完项目一样的义务。在她内心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顺从，无论手头的任务看来有多么无望，她都会心存敬畏。我猜这源于她的家教，源于她那拥有旺盛创造力和百折不挠的奉献精神的父母。在她看来，有始有终的承诺能使自己毫无负担地走向未来，这是保持她所谓“崭新的开始”的方式。在约翰娜的世界里，生活只有一个方向：前进，一直前进。而这成了我们的不同之处：我几乎从没有完成过任何重点项目。在便利店打了一年工后，我注册了大学里的多门课程，但在以更严肃的态度开始写作之前，我要么半途而废，要么无限期拖延。甚至到后来，在决定成为一名全职作家后，我仍没能沿着自己设定的道路走下去，而是整日在阿斯普登、梅拉伦高地、米索马克兰森、阿克塞尔山一带闲逛。在那个年代，斯德哥尔摩城郊仍保留着某些特定的程度的脏乱感：摩托车俱乐部、文身工作室以及附带美黑服务的地下影碟店随处可见。地铁站阴冷潮湿，各色人等比邻而居：拎着公文包赶去上班的白领；在工业区租用廉价工作室的艺术家；以毒窝为家，不定期被警察突袭的瘾君子；成天坐在街心广场，喝着啤酒，晒得黝黑的老头。这些人全部住在曲曲绕绕的主街两侧林立的三层楼房内。临街的低矮门店，有的售卖外国香料，有的被改造成有着棕色内饰的小餐馆。我就坐在餐馆的一角，桌上的塑料托盘里摆着吃完的空盘，一边喝着最后一点淡啤酒，一边打量着其他早到的顾客。我的面前常常摆着一本笔记本，搭配一支用尽心思挑选的钢笔，但几乎派不上用场。或许我给人留下专注而认真的印象，但其实不然。我床头柜上的书堆里，总有一两本读着读着就不了了之。我更偏爱有强大吸引力，让人欲罢不能的那种书。对于生活中的绝大多数事情，我都是如此，这也代表着我要承担的责任很少，或许是太少了。老实说，我几乎推卸了所有的责任。站在普遍的立场来看，这绝对无法成为“崭新的开始”。我猜，这种深入骨髓的怠惰，在约翰娜眼里绝对是一种挑战。她的速度和热情多少带动了我，推动事情向前发展。或许这正是她让我在这段系中产生安全感的地方：她已经在我身上起步，绝不会轻易放弃。她哪里都不会去，她不会允许自己屈服于离开我的冲动。

  我手中的这本书是《纽约三部曲》。奥斯特：隐晦却灵动，如此简单又极尽曲折，偏执而不失剔透，字里行间自有广阔天空。就这一点而言，我和约翰娜的看法高度一致。几周后，一等高烧退去，我就带着挑刺的心态迫不及待地重读了一遍——说不定这一次，我能看穿其中的文字把戏，或是就此心生厌倦，然而，我始终未能找到任何一处令人不快的瑕疵。没过多久，我读了《月宫》，再一次陶醉其中。无论是对于阅读还是写作，奥斯特始终是我的指南针－即便我已不再关注他的新书，甚至将他遗忘，也仍然如此。于我而言，他的简洁利落无异于理想的标杆，是他的代名词，然后逐渐挣脱了他的名字，成为独立的存在。一些作品会深入你的骨髓，就算书名和细节都早已湮没在记忆的长河之中。当我终于得到机会到访布鲁克林时，我想都没想就直奔他的住址而去。那是进入千禧年后的头几年，约翰娜早已因为别人离开了我——那场分手决绝而残酷，让人猝不及防。我久久凝视着褐石大楼的入口处——那是保罗·奥斯特和希莉·哈斯特维共同生活和写作的地方，彼时的我已经建立起另一段长久的关系，那个男的正和我女儿在附近的咖啡馆吃着松饼。时间的交叠让我在身处公园坡2的同时，仿佛约翰娜就站在我身旁，我能听到她絮絮地说着有关机会的什么事，一些要到很久以后我才会明白的事，我们大家可以认为我们大家一起目睹了顶楼某幅窗帘后窸窸窣窣的动静。

  发着烧阅读有一种撞大运的感觉；书里的内容或直接溶解，或渗透至不断升高的体温导致自然开裂的隙缝之中。正因如此，《纽约三部曲》以一种难以言明的方式深深打动我的内心，而这也是怎么回事我在将近二十五年后的今天，在另一场高烧中将它翻出来。我写道：这次发烧是一种截然不同的体验，尽管每一场高热都如此灼人，同样的噩梦，同样的折磨。在发热的幻觉中，时间细密地自我折叠，我猛然发现，站在身边的正是二十四年前的自己。据说神志的清醒和模糊以三十九摄氏度为界，然而就在下方三十八摄氏度，有一个清晰可辨的深谷，我全然不介意在此度过余生。在深谷中，你会不自觉卸下心防，让来自过往的人鱼贯而入，且并非以幽灵的面貌现身。三十八摄氏度，在这个体温下身体能保持正常的机能和活力，而对于成为敏锐且消息灵通的社会性存在的兴致却在下降。如果你不反对曾经的种种像一群小狗在腿边缠绕徘徊，那么深谷只会带来令人愉悦的慵懒。我记得孩提时代发烧的情景，电子温度计还未面世，测量体温有赖于凡士林的润滑和持久的耐心。母亲仔仔细细地观察流动的蓝色汞柱，确认我已知的身体变化：三十八摄氏度。场令人昏昏欲睡的溶解，横亘于我和世界之间的只剩一堵薄墙。当体温攀升至三十八摄氏度时，我的体内不再发出“前进”的低语。或许敦促和冲动才是这样一个世界最深刻的本质？前进，唯有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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